《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理念宗旨有進步，概念定義更明確，行為界定更合理，法律責任更匹配，法制程序有改進。以下主要從宗旨和原則、不正當競爭和經營者的定義、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定等方面談談對新《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的理解。

宗旨、理念和原則

從宗旨看，本次修訂將《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一條中“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改為“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將“保障”改為“促進”，體現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宗旨的變化。宗旨的具體內容逐層遞進地表述為：制止和預防不正當競爭行為，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行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從理念看，新《反不正當競爭法》更集中地聚焦競爭規制內容，更合理地體現行為的競爭屬性，更恰當地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總的看來，更好地體現了公平、效率與秩序。

從基本原則看，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法定原則、公平原則、績效原則和適度原則。法定原則要求規制主體權力法定、程序法定。公平原則要求在立法上兼顧競爭對手之間、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執法和司法上公平對待各方，追求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結合。績效原則要求制度設計、行為認定、責任追究的效果，應實現反不正當競爭制度的經濟效果、法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最大化。適度原則注意方向、力度、范圍的適度，認真分析合法競爭與合理競爭，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監管要審慎。這些基本原則，體現在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總則、不正當競爭行為、監督檢查、法律責任等法律條款。 

不正當競爭和經營者的定義

不正當競爭行為和經營者，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礎性概念。

關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定義。新《反不正當競爭法》有三項修改：一是將“市場交易”改為“生產經營活動”，二是將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改為擾亂“市場競爭秩序”，三是將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加入到損害認定范圍之中。第二項改動限縮了秩序的范圍，突出了競爭秩序，這對于在具體行為認定中突出“競爭法”的屬性，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競爭法”屬性更純粹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三項修改將消費者權益列入損害認定的范圍，與立法宗旨對應起來。當然，這樣修改，是構成要件上的修改，還是認定思路上的修改，需要進一步研究。未來，新《反不正當競爭法》要妥善處理好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之間的關系。

關于經營者的定義。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品或服務、經營者的形態進行了修改，與《反壟斷法》《民法總則》的規定相銜接。這樣修改，是否體現競爭法中經營者的屬性，反映過去競爭執法的經驗和教訓，需要深入研究。如果將“經營者”理解為是以營利為目的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組織或個人，或許能更好地反映經營者的特質。

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定

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原有的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減去5種，新添1種，構成7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商業混淆、商業賄賂、誤導性宣傳、侵犯商業秘密、不當附獎贈、商業詆毀和互聯網不正當競爭。需要說明的是，這7種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表現，而不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分類。

關于商業混淆行為。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改主要有：一是刪除“假冒他人的注冊商標”“在商品上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款項，和《商標法》《產品質量法》相銜接，也更突出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規制上的區別。二是將商業性標識更明確地分為商品類標識、商號類標識和互聯網商業標識三類（互聯網商業標識與前二者之間有交叉），并細化了這三類標識的具體形式。這些修改，體現了技術、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更有利于執法中對違法行為的認定。三是在行為認定中，除保留“擅自使用”外，將“知名的”“特有的”改為“有一定影響的”。這樣，將商業混淆界定為“擅自使用”“與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商品類標識、“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業性標識，或者“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商號類標識、互聯網標識，“足以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這些修改，更好地界定了商業混淆的構成要件，也更好地體現了行為的競爭性特質。

關于商業賄賂行為。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主要有：一是將受賄人范圍從“對方單位或個人”改為“影響交易的單位或者個人”，即從行為屬性的角度界定受賄人：能夠影響交易的人。這樣規定，回歸了賄賂的本質，強調了行為目的或效果的競爭性，矯正了過去由于規定不合理帶來的執法上的困難，克服其邏輯上矛盾帶來的一系列不合理認定。這樣規定，還可以很好地區分商業賄賂與部分壟斷行為、非商業賄賂的其他賄賂行為。二是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加重了商業賄賂的法律責任，使商業賄賂的違法成本有所增加。當然，如果采取比例罰，可以更好地震懾違法犯罪行為。三是增加了第三款。不過，前半部分是表見代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后半部分，完全可以從第一款的規定中推導出來。

關于誤導性宣傳行為。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對誤導性宣傳的界定進行了較大的修改：一是厘清了“引人誤解的”與“虛假的”關系，將這兩種情形明確作為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二是將“欺騙、誤導消費者”明確作為目的或效果的要件；三是從表述上減少了屬于質量具體因素的詞語，邏輯更嚴謹。這些修改，既解決了引人誤解與虛假的關系，行為的外延更明確，又較好地減少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產品質量法》的交叉，強化了“欺騙”誤導”在構成要件上的作用。新增的第二款，將經營者為他人“組織虛假交易”的行為也作為誤導性宣傳行為予以禁止。盡管第二款所指的幫助進行誤導性宣傳的行為，可以包含在第一款所指界定的誤導性宣傳行為的范圍內，但明確、具體地規定出來，更能突出本法的態度，執法上認定此類行為時更便利，更加適應規制電商等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需求。

關于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一道，形成了一套較好的保護商業秘密制度體系。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改主要有：一是對第三人明知應知侵犯商業秘密的情形進一步細化，即“商業秘密的前員工、單位或個人實施前款所列違法行為”；二是在不正當獲取商業秘密的手段例舉中增加了“欺詐”的方式；三是完善了商業秘密定義中“價值性”的表述；四是明確監督檢查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對調查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負有保密義務。這些修改，反映了20多年來我國的執法、司法經驗，保護力度總體上有所加大。

關于不正當有獎銷售行為。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改有：一是刪除了“利用有獎銷售的手段推銷質次價高產品”的規定，較好地反映了過去執法實踐，也與《產品質量法》《價格法》更好地銜接。二是新增“有獎銷售信息不明確”的行為，與第二項一起，將誤導性、欺詐性行為作為不正當有獎銷售行為，更好地反映了其不正當的實質。三是將有獎銷售的絕對額度從5000元提高到5萬元，反映了24年物價總水平的提高，同時抑制過高獎贈之弊。有獎銷售行為，是利弊互現的行為，只要禁止誤導性、欺詐性行為，合理界定獎品和贈品的相對額度和絕對額度，就能很好地體現不正當競爭規制的績效原則、合理原則。

關于商業詆毀行為。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將“虛偽事實”改為“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這一改動，不僅語言表述更嚴謹，更重要的是將商業詆毀行為構成中的信息內容要件作了擴展——不以虛假信息為限。這樣修改，強調了該行為不正當性的重心在于“毀”而不是“詆”。相應地，將“捏造、散布”改為“編造、傳播”，與前一修改在語法上進行搭配。

關于互聯網不正當競爭行為。新《反不正當競爭法》新增一條，專門規定禁止互聯網領域利用技術手段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第十二條第一款明確了本法的立場：“經營者利用網絡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不得實施不正當競爭，明確了互聯網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與傳統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關系。第十二條第二款，將經營者利用技術手段通過影響用戶選擇或者其他方式，實施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絡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予以禁止。在行為方式上，例舉了三種：一是插入鏈接、強制進行目標跳轉，二是誤導、欺騙、強迫用戶修改、關閉、卸載，三是惡意不兼容。與此同時，還保留對此類行為的兜底性規定。總體上看，新增這一條的積極意義十分明顯，但該規定存在的問題也還需要配套規定、司法解釋等彌補、解決。在配套規定沒有制定出來時，執法監管部門對形式上符合第十二條特別是其第二款行為的執法，要秉持審慎監管的原則。

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在法律責任、執法體制、執法程序等方面也進行了幅度不等的修訂。在法律責任上，適度加重了行政責任，在責任承擔上采用民事責任優先原則，這些有利于提升行政執法效能，保障受害人受償權的實現。在執法體制上，增加了執法協調機制的規定，可以較好地解決執法權上的空白或沖突問題。在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展開了。